后油气时代的关键词

对职务违法行为采取非刑事侦查措施，系行使行政性权力，也不难形成共识［13］(P97)。

宪法的制定必须遵循客观规律，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搞宪法就是搞科学，宪法的各项规定必须具有时代性，适应时代的要求，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可以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英明正确领导下，通过宪法修改来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确定的重大理论和重大方针政策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将会使我国的宪法具有更高的权威性，在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中发挥出自身更大的作用，成为名副其实的党领导人民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其中，1988年把私营经济受法律保护写进了宪法，1993年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写进了宪法，1999年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治国方略写进了宪法，2004年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了宪法。因此，在历次宪法修改中，始终不渝地坚持应当修改的一定要修改可改可不改的先不改可以通过宪法解释和法律解释途径来解决的问题不宜通过宪法修改方式加以解决，等等。党的十九届二中全会指出，自2004年修改宪法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又有了许多重要发展变化。刚刚闭幕的党的十九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面对上述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方针政策的变化，已经有14年没有修改的现行宪法更需要发挥自身与时俱进的品格，要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和更加宽广的胸怀来顺应社会各界提出的修宪要求，汇聚民意，把党的政策、人民的意愿通过宪法修改的方式及时地转化为宪法的相关规定，从而增强宪法与社会现实的适应性，保证宪法条文的真实性，提升宪法规范的权威性，从而为实现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提供坚强而有力的宪法依据和法治保障。

这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党的十九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又一重要举措。从现行宪法过去4次修改的情况来看，宪法的每一次修改都是在正确处理宪法的适应性与稳定性、宪法与政策的关系基础上有序进行的。应当说，这一规定还有可完善的空间。

韩大元：《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中的若干宪法问题》，载《法学评论》2017年第3期。[15]于安：《反腐败是构建新国家监察体制的主基调》，载《中国法律评论》2017年第2期。纪检部门与监察部门合署办公是我国反腐工作中形成的宝贵制度经验，[12]但在以往的监督体制中，纪委与行政监察机关合署办公时，二者的级别和规格不匹配，难以充分协调开展工作。[8]应松年：《加快法治建设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载《中国法学》2014年第6期。

留置对象的范围也是讨论的焦点之一。县级以上各级监察机关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而非现行草案中的人民代表大会可以听取监察委员会的专项报告。

[22]于安：《反腐败是构建新国家监察体制的主基调》，载《中国法律评论》2017年第2期。在多种调查措施中，留置对基本权利的干预和影响最大，因此应当明确，在监察机关初步掌握被调查人违法犯罪的事实及证据后，需要进一步审查时，才能采取留置措施。从法律属性上看，将监察委员会定义为专门的监督机关更为妥当。[34] 在具体的立法表述上，应当规定各级监察机关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和上一级监察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

处理好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合宪性问题。尽管五权宪法的宪制结构与我国宪制设计有较大差异，但其中的监察思想依然有借鉴价值。需要注意的是，监察机关所行使的监察权，与检察机关所行使的法律监督权存在一定区别，二者并不冲突。总之，各级监察委员会需要接受党的监督、人大、社会监督，同时要加强自身监督，这是国家监察立法需要明确规定的。

因此，《监察法（草案）》并不能够成为合宪性审查的对象。六、监察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的关系 尽管监察程序中的很多内容与《刑事诉讼法》相衔接，如调查行为和刑事诉讼中的侦查、批捕、起诉等行为相衔接，但是从国家监察制度改革的精神来看，对特殊的职务违法犯罪的调查程序并不受《刑事诉讼法》的直接规制，而属于刑事诉讼的前置程序。

七、对监察委员会的监督问题 十八大以后，纪检监察系统办理了很多大案要案，以雷霆反腐的态势创造了反腐奇迹，树立了权威性和威慑力。【注释】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和2016年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推进党内监督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研究（2016MZD015）的阶段性成果。

对于监察委员会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检察机关应享有独立的审查和提起公诉的权力。二、监察委员会的性质定位及运行机制 （一）监察委员会的机构性质 权力法定是法治国家的基本理念。[22]按照《监察法（草案）》第12条的规定，以下五个大类的人员属于监察全覆盖的范围： 第一类是《公务员法》所规定的公职人员。[33]姜明安：《国家监察法立法的几个重要问题》，载《中国法律评论》2017年第2期。包括担任监察官的条件？是否需要通过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监察官序列分为几级几等，如何晋升？监察官的福利待遇问题等。此外，监察机关与其他国家机关的另一个重要区别是，其将与党的纪检部门合署办公。

[20]监察委员会在组织和职权上都获得了相对独立于其他国家机关的地位，成为一个全新的国家机关，与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也需要宪法予以明确。[8]推动和实现监察权的制度化，其作用不限于提高反腐败案件的处理效率和质量，更在于使制度成为反腐败的主要动力，实现可持续反腐败的目标。

从增强外部控制的角度来说，这一规定也应当修改为报上一级监察机关集体研究决定。按照《宪法》第129条规定，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但这种监督更侧重于对法律实施情况的监督，也即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更着重对事进行监督，这在当前正逐步推进的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以及传统的抗诉等制度设计中有明确体现。

就以往的反腐监督体系而言，行政系统内设有行政监察部门和预防腐败部门。从香港廉政公署的监督范围来看，其监督对象涵盖了多种形式的组织中提供公共服务的人员，如香港赛马会、广播电视公司的人员都属于监督对象，可资借鉴。

尽管这一规定强调了监察委员会与检察院之间的相互监督制约，但要求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要征求监察机关意见，可能与《宪法》第131条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产生冲突。马怀德：《〈国家监察法〉的立法思路与立法重点》，载《环球法律评论》2017年第2期。这组数据一方面反映出监察委办案较为扎实，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检察院可能在退回案件方面尚未形成比较清晰的标准和操作规程。[24]秦前红：《监察体制改革的逻辑与方法》，载《环球法律评论》2017年第2期。

因此有研究者担心，留置概念的多语境使用是否会导致概念混淆和不清晰。在十八大后的纪检体制改革中，纪检系统将双重领导体制改变为上级纪委领导的体制。

[37]江国华、彭超：《国家监察立法的六个问题》，载《江汉论坛》2017年第2期。[27]经过多年的规范和发展，大多数看守所已经有着较为成熟的制度规范和硬件条件，监所检察机构的监督也相对到位，能够在保证调查的同时对调查活动展开有效监督。

在计划经济时期以及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时期，国有企业由国家统收统支、统购统销，国家对企业享有全部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在上下级监察委员会的关系上，《监察法（草案）》第8条规定，上级监察委员会领导下级监察委员会的工作。

但是，在旧有的行政监察体制下，行政机关作为一级政府的组成部门，仅仅有权监督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而无法覆盖到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人大机关、政协机关等机构的公职人员。故应允许检察机关在对案件调查情况进行实体审查后，直接作出起诉、退回或者不起诉的决定，而无需征求监察委员会的意见。推进国家监察立法，就是为了保障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这项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能具备合法性、正当性，在法治轨道上有序运行，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步调相协调。明晰对监察委员会的监督制约机制。

对于监察委员会与其他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而言，在分工合作、相互配合的基础之上，国家监察立法还应当以我国《宪法》对国家机关设置的内在要求为指引，坚持宪法对国家权力配置结构的协调统一，[29]实现不同国家机关之间的相互制约。在具体监察措施的适用方面，1月至8月间，三个试点地区共对183人采取留置措施，其中北京43人、山西42人、浙江98人。

[3]参见2017年10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从以往的职务犯罪案件可以看出，行贿受贿案件中行贿人以私营企业主居多，大多数不属于监察对象。

[18]参见2017年3月1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5]马怀德：《让党内监督和国家监督与时俱进》，载《紫光阁》2017年第2期。